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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那是一頭複製於華爾街的「金牛」，強壯而動感地站立在天津河西區友誼路的路口。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看到它首先想起的，可能是位於深圳那頭已經二十多歲的金牛，但兩者所象徵的意義顯然不同：後者強調一種壓抑多年之後創業意識的大爆發，前者則更具象，按照天津當地人的話說，這表是友誼路決心成為天津的「華爾街」。友誼路位於天津市中心，它的定位是「金融街」，目前已進駐的金融機構將近上百家，其中大部分為中資企業。
但金融街並不等於金融中心，在距離友誼路60公里之外的濱海新區，同樣有一條「濱海金融街」，據說，這是一條經過「天津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命名的街道；它面向的客戶不再是中資金融機構，而是數以千計在濱海新區投資設廠的跨國公司，與之相關的配套性服務無疑需要金融力量的支援。河西區聲稱，友誼路的建設目標是「天津的華爾街」，而新區則說，濱海金融街的目標是「天津的曼哈頓」。
最新加入的競爭者，還有天津市和平區的解放北路，這裡曾是天津最古老的金融街。解放前（編按：指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前），花旗、渣打等國際金融機構幾乎都集中於此，如今人民銀行、銀行監督管理局等金融監管機構都在這條街上辦公。一位計程車司機說，解放北路正在進行改造，將來可能會成為一條步行街。這就意味著，集中在這裡的國內外各大金融機構的辦公環境，也會獲得新的升級。
金融明星紛紛進駐
這個城市各個區域對金融概念的追捧，折射出它對未來的訴求和希冀。儘管天津的管理者們總是避諱「北方金融中心」的說法，但毫無疑問，它正在以牛一般的衝勁去應對這個日益清晰的身分定位。
歷史總是喜歡不經意間鋪陳劇情。2003年2月13日，已經籌備多年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正式開工建設，這個建設高度達到480公尺的巨型建築被認為將會是世界第一高樓，它毫無懸念地向世人表明，上海正在成為中國乃至東亞的新興金融中心；而就在此前二十天，位於北方的天津正式迎來了中國金融界的一位明星級人物──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那年1月24日的天津人民代表大會上，戴相龍以全票一面倒的形勢當選天津市市長；當戴相龍於2007年年底任期結束的時候，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也在之前的幾個月正式封頂。這時的戴相龍早已被外界冠上「金融市長」的稱謂，而上海環球金融中心的高度已由「世界第一」變為「中國大陸第一」。
在過去五年，任何把上海與天津之間的金融生態簡單歸結為「此消彼長」的判斷都是唐突而短淺的，甚至可以說，一個「金融市長」和一個「金融大廈」的五年並沒有產生什麼交集，兩個城市完全在按照自己的節奏前進。只不過，對於天津而言，這種聯繫和對比可能會更加鮮明地告訴外界：目前雖然還不是一座金融之城，但它正在努力成為一座金融創新之城。
天津應該感到慶幸，最近幾年，已有多個「中國金融的第一」蒞臨這座正在重新崛起中的城市──新世紀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商業銀行：渤海銀行、中國第一隻人民幣產業投資基金：渤海產業基金、規畫中的港股直通車的首選之地、第一家全國性的證券櫃檯交易市場（OTC）……
一連串先行先試的金融創新政策落戶天津，多少有些令人側目，畢竟，在天津之前，已經至少有三個城市喊出了「金融中心」的口號，分別是上海、北京與深圳。
難道天津要成為「第四大」？天津在金融領域的嘗試，顯然會「與眾不同」。
金融中心以外的突破
這個與眾不同的直接目標就是使天津成為中國的「PE之都」。之所以選定PE（私募股權基金）做為突破口，與政府中央對中國國內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全局性考慮不無關係。因為一直以來，國內企業大多依靠間接融資（即通過金融機構為媒介進行的融資活動，如銀行信貸、非銀行金融機構信貸、委託貸款、融資租賃、專案融資貸款等），而在直接融資領域（指不經過任何金融仲介機構，而由資金短缺的單位直接與資金盈餘的單位協商進行借貸，或通過有價證券及合資等方式進行的資金融通）鮮有作為。這種融資渠道的不平衡狀態，一旦遭遇宏觀經濟的緊縮期，就會極大地削弱中國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生存能力。顯然，這也是上海證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證券交易所等金融槓桿基地的鞭長莫及之處。
2007年9月16日，中國寬頻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甯、鼎暉中國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吳尚志、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人沈南鵬、全國工商聯併購公會會長王巍等國內投資界的頂級明星會聚天津，成立了「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協會」。雖然暫時掛在天津名下，但這個協會的股東並不侷限於天津，包括了北京、上海等地的企業、金融機構，而且它的首要任務也不是找專案，而是帶頭研究設立合夥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註冊辦法、優惠政策；換句話說，它類似一個行業標準的制定者。
據說，天津方面已經開始推動把這個協會升格為「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天津的目標是成為中國私募股權基金的集結地、大本營。」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陳宗勝說。
（本文摘自《東方企業家》2008年6月號，專業用語已調整為台灣習慣用法。）
但金融街並不等於金融中心，在距離友誼路60公里之外的濱海新區，同樣有一條「濱海金融街」，據說，這是一條經過「天津市地名委員會辦公室」命名的街道；它面向的客戶不再是中資金融機構，而是數以千計在濱海新區投資設廠的跨國公司，與之相關的配套性服務無疑需要金融力量的支援。河西區聲稱，友誼路的建設目標是「天津的華爾街」，而新區則說，濱海金融街的目標是「天津的曼哈頓」。
最新加入的競爭者，還有天津市和平區的解放北路，這裡曾是天津最古老的金融街。解放前（編按：指1949年國民黨退守台灣之前），花旗、渣打等國際金融機構幾乎都集中於此，如今人民銀行、銀行監督管理局等金融監管機構都在這條街上辦公。一位計程車司機說，解放北路正在進行改造，將來可能會成為一條步行街。這就意味著，集中在這裡的國內外各大金融機構的辦公環境，也會獲得新的升級。
金融明星紛紛進駐
這個城市各個區域對金融概念的追捧，折射出它對未來的訴求和希冀。儘管天津的管理者們總是避諱「北方金融中心」的說法，但毫無疑問，它正在以牛一般的衝勁去應對這個日益清晰的身分定位。
歷史總是喜歡不經意間鋪陳劇情。2003年2月13日，已經籌備多年的上海環球金融中心正式開工建設，這個建設高度達到480公尺的巨型建築被認為將會是世界第一高樓，它毫無懸念地向世人表明，上海正在成為中國乃至東亞的新興金融中心；而就在此前二十天，位於北方的天津正式迎來了中國金融界的一位明星級人物──前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在那年1月24日的天津人民代表大會上，戴相龍以全票一面倒的形勢當選天津市市長；當戴相龍於2007年年底任期結束的時候，上海環球金融中心也在之前的幾個月正式封頂。這時的戴相龍早已被外界冠上「金融市長」的稱謂，而上海環球金融中心的高度已由「世界第一」變為「中國大陸第一」。
在過去五年，任何把上海與天津之間的金融生態簡單歸結為「此消彼長」的判斷都是唐突而短淺的，甚至可以說，一個「金融市長」和一個「金融大廈」的五年並沒有產生什麼交集，兩個城市完全在按照自己的節奏前進。只不過，對於天津而言，這種聯繫和對比可能會更加鮮明地告訴外界：目前雖然還不是一座金融之城，但它正在努力成為一座金融創新之城。
天津應該感到慶幸，最近幾年，已有多個「中國金融的第一」蒞臨這座正在重新崛起中的城市──新世紀中國第一家全國性的商業銀行：渤海銀行、中國第一隻人民幣產業投資基金：渤海產業基金、規畫中的港股直通車的首選之地、第一家全國性的證券櫃檯交易市場（OTC）……
一連串先行先試的金融創新政策落戶天津，多少有些令人側目，畢竟，在天津之前，已經至少有三個城市喊出了「金融中心」的口號，分別是上海、北京與深圳。
難道天津要成為「第四大」？天津在金融領域的嘗試，顯然會「與眾不同」。
金融中心以外的突破
這個與眾不同的直接目標就是使天津成為中國的「PE之都」。之所以選定PE（私募股權基金）做為突破口，與政府中央對中國國內下一步金融改革的全局性考慮不無關係。因為一直以來，國內企業大多依靠間接融資（即通過金融機構為媒介進行的融資活動，如銀行信貸、非銀行金融機構信貸、委託貸款、融資租賃、專案融資貸款等），而在直接融資領域（指不經過任何金融仲介機構，而由資金短缺的單位直接與資金盈餘的單位協商進行借貸，或通過有價證券及合資等方式進行的資金融通）鮮有作為。這種融資渠道的不平衡狀態，一旦遭遇宏觀經濟的緊縮期，就會極大地削弱中國國內企業，特別是中小型企業的生存能力。顯然，這也是上海證券交易所或者深圳證券交易所等金融槓桿基地的鞭長莫及之處。
2007年9月16日，中國寬頻產業基金董事長田溯甯、鼎暉中國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長吳尚志、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人沈南鵬、全國工商聯併購公會會長王巍等國內投資界的頂級明星會聚天津，成立了「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協會」。雖然暫時掛在天津名下，但這個協會的股東並不侷限於天津，包括了北京、上海等地的企業、金融機構，而且它的首要任務也不是找專案，而是帶頭研究設立合夥制私募基金管理公司的註冊辦法、優惠政策；換句話說，它類似一個行業標準的制定者。
據說，天津方面已經開始推動把這個協會升格為「中國股權投資基金協會」。「天津的目標是成為中國私募股權基金的集結地、大本營。」天津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陳宗勝說。
（本文摘自《東方企業家》2008年6月號，專業用語已調整為台灣習慣用法。）
引用網址：http://forum.30.com.tw/Board/show.aspx?go=1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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